香港文學｜別再叫抑鬱症患者看開：一個患者走過漫長黑暗的真實記錄

抑鬱症是病，不是心情不好。心情不好只是眾多病徵之一。抑鬱症也許可以找到原因，但不一定能夠，我們不能簡單地說患病的人「看不開」。抑鬱症也和病人的價值觀沒有必然關係。

患上抑鬱症的病人，像身處一個漸入黑夜的森林。舉目四顧，全無可見之出路，只有魑魅魍魎之瞪視所織成的暗網把人罩住、更不斷在收窄。抑鬱持續而強大的悲傷，只要能夠逃脫這種極度痛苦的感覺，落入其中的人甚麼都會做，甚至不惜了結生命來停止自己感知的痛苦，因為存在的每一秒鐘都是極大的悲傷、恐懼和絕望。可是，病人還要天天聽那些關懷他的人叫他放開懷抱，好像懷抱之閉合是他自己搞出來的。那聽起來像一種控訴，只會加強他的自責、悔恨和被拒絕的傷感。矛盾的是，病人也不能缺少對方的陪伴。

抑鬱病人最大的「快樂」就是睡著。我生過三個孩子，也試過患上嚴重抑鬱（醫生的診斷是 Major Depressive Episode）達兩個多月。我可以告訴你，生孩子的肉體劇痛遠不如抑鬱的傷痛，因為生孩子的痛是每個母親帶著期待和成就感去承受的、做媽媽的知道它會消失；而抑鬱症患者的傷心則只會消滅你的盼望，強迫你看著人生種種喜樂全部幻滅。

我不知道自己何故患上抑鬱，只知道自從開始教學工作，已經斷續失眠，非常焦慮。我總覺得以前在港大讀書時我的諸位師長都十分有學問，而自己甚麼都不懂，就成了大學老師。我按情按理（例如我領受的薪金）勉強自己讀書，寫作，適時照顧學生——但每當有人說我有使命感，我必大力否認。我真怕自己裝得太像個有目標的人，不慎穿上了「虛偽」套裝。如果有選擇，我會選擇休息。換句話說，我因為自覺個人知識和精力都不足應付大學的工作，經常很不安。從表面看，我的事業頗為順利（我跟過的上司都是真君子，這尤其難得），寫作的興趣也發展得不錯。在別人眼中，我是個成功的人。

除了失眠，我發現自己完全沒有胃口。食道好像緊緊關上了似的，需要用理智吞下該吃的東西，用食物強行闖開一條路。餓的信號是胃痛。過飽了，腸胃有抗議，胃炎是我的家常便飯。如果我寫的書或教學工作拿獎了，我會歡喜一兩個小時，然後黯然如故。朋友飯聚我會參加，但好像只有身體在吃飯、說笑，真正的我卻在批判和飄離，回到家裡才得以神魂合一。總之，該高興時我覺得要應付，該興奮時我覺得特別緊張，該放鬆時我覺得自己懶惰而內疚，該休息時我的腦袋還在運轉耗能。遇上比自己更不如的人，我還會覺得憤怒和厭煩。人生像穿上了一雙過短的鞋子，每走一步都感到趾尖劇痛，若不脫鞋，沒有舒坦的一刻。這段日子，醫生認為我患上了焦慮症。

我是基督徒，覺得這太不像樣。我和牧師談過，他說我價值觀不正確。我心裡不服，因為他對我的猜度顯然沒有根據。這樣的日子過了好多年，我向大學輔導組的好友請教，她說我該去做運動，然後觀察兩星期後有何改變。我沒有改變。那一刻，我算出自己已經有四年未試過肚子餓的感覺了。雖然沒吃多少東西，我的肚子脹起來，裡面充滿空氣，腸道卻不通順。我去看醫生、照腸胃和驗血。報告說一切正常。

2005 年，母親患上胰臟癌。我知道胰臟癌很難治。我讀過丘世文寫陳修治醫生患病離世的《同行四分一世紀》，也看了同名話劇。書成不久，丘世文亦患上腦癌離開了。他太太是我教會的姊妹。我認識愈多，對母親的病情愈不樂觀。我弟弟到處找神醫，甚至找去內地。我比較理性，一直和媽媽的醫生聯絡，外表鎮靜得使弟妹生疑。其實那一年我不斷花錢去見輔導專家，也開始天天服用安眠藥。

母親走後，媽媽的醫生說父親可能會患上抑鬱症。我帶父親去看醫生。他問症時，我在旁邊細聽。父親有幾項不適，我卻「全中」。於是我開始另覓專家，向精神專科求診（醫生是我中學同學），也帶著爸爸去。爸爸看病幾次後就做了逃兵。我繼續了，得到一段長時間的醫治。服藥不久，我開始感到有力量、有胃口了，腸胃舒服了，睡眠仍需小量（半顆）安眠藥。

2015 年春天，父親亦辭世。對我來說，此事衝擊很大。但是，一直服藥的我熬過去了，雖然傷心，但這傷心和抑鬱症的感覺仍相差很遠。可是，弟弟卻因為失去爸爸，精神漸漸變差，心情看來比我壞得多，斷續如此。我為了說服他去看醫生，特別避開了自己的同學，找了另一位不相識的醫生；為了陪他，自己也轉為這位醫生的病人，所服的藥物也隨之改變。

過了一段平靜的日子，突然，抑鬱來訪，幾乎把我擊倒。2018 年初夏，在一個失眠夜之後，從游泳池疲累地回家。那段時間，我一直堅持游泳，身體不錯，可見那病並不因為缺少運動而發生。我一坐下，情緒就崩潰了，從正常的平靜，無緣無故大幅墜落到極度傷心的境地。那種傷痛，比爸爸媽媽離世之時更甚，好像一切親愛的人都遠去了，蒼涼天地，只剩下孤身一人，沒有人明白，沒有人分擔，只有毀滅和毀滅的漫長過程。存在本身，就是龐大的悲傷。過去因何有過快樂？這一切都變得非常荒謬、無理、混亂、遙遠，一切美好的記憶，都搖身變成了需要應付的巨大感觸。

我畢竟還有理智，而且一直以來都閱讀關於抑鬱症的書，我知道現在這個難受得想死的我，不是真正的我，而是個病人。我細緻回想這幾個月來的事——我忙碌地完成了一本散文集、一本小說集，順利交稿，而且定期離港旅行，再過幾天就去漠河了；個人沒有經濟困難，也沒有挫折，退休已經四年，工作壓力大大減少，家裡眾人安好，我為何會如此傷心？我的潛意識在經歷著甚麼呢？那一刻，我家的鐘點工人姐姐正在打掃。我看著她勤勞而靈敏的身影，卻覺得傷感、虛幻。我馬上決定出門去找我的醫生同學。

闊別兩年，我又回到原來的醫務所。我告訴他我當下的感受。詳細問診，看過藥之後，他就微笑說：「我知道了。」他沒有責怪我，只繼續道：「我接手不少他的病號。」然後他開了一些我從未見過的藥，說：「你患上了嚴重抑鬱。六個星期內不會有好轉，好好照顧自己。旅行可以，多走點路，多曬太陽。」

我坐地鐵回家。那一程車，印象很深。我只想睡去。我不停對自己說：無論如何難受，都要保持理性——這兒有兩個我，一個很悲哀，喉嚨堵塞，連吞口水也困難，胸口內部的一切緊緊閉合，壓迫著心肺，胃部收縮變硬變成一片石頭，小腹被綁緊如囚徒戴上了枷銬，人像痛失全家親人那樣流著淚；另一個則在努力運用理性對抗悲哀，積極地否定這種傷心的真實性。

家人在我的淚光中穿梭走動，如常生活。我給逼近的情緒和遙遠的邏輯扯成兩半。抑鬱之時，一刻都難以忍受，持續的抑鬱，是對病人極大的折磨，讓人覺得生不如死。我能忍受很大的痛苦，包括生孩子的痛和神經痛，但對於抑鬱，我沒有一點把握。

東北之旅開始了。我行屍走肉地跟著外子走上飛機，走上高鐵，走上旅行車，走進酒店華麗的房間。每一程都閉著眼傷心，但我一直沒忘記服藥、服藥、依時服藥。藥能吞下，別的則很難。每逢吃飯，我都無法下嚥，都只能靠飲一口可樂來吞一口飯。直到有一天，我在漠河的郵局裡等候大家參觀完畢。那一刻，一位團友坐到我身邊，跟我說了兩句閒話。不知何故，我忽然感到一陣春風那樣的輕鬆從我的內部冒起。那大概只有十分鐘的釋放，使我看到了希望。又數天，一團人在黑龍江的沙洲上散步。這是景點。我走著走著，第二次覺得好了一點。但一回到旅行車上，難過閉合的感覺又開始了。

我必須強調，抑鬱不是精神錯亂，抑鬱的人還是可以很講道理、很聰明的，問題是他不願理會人。我很用力地控制著自己，甚至在酒店時仍堅持工作（我其時手頭仍有翻譯編輯的事務要完成），只可惜效率極低。我變得難以相處，對人不瞅不睬，完全關閉。女兒網上的問候，外子切身的陪伴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在最嚴重的時候，這一切都起不了作用，反成了我精神上的負累——因為我覺得他們一點都不明白我的感受。比較有效的是醫生和我的網上談話。我走在漠河的景點上，看他在 WhatsApp 上說：「日本每年有六百萬人確診抑鬱症。對我們精神科醫生來說，這只是傷風感冒。」輕輕幾句，對我而言，竟成了極大的鼓勵，我雖然仍覺得非常壓抑，但看見痊癒的亮光了。旅程中，他通過網絡和手機不停與我對話，這是慷慨的治療，讓我非常感激。

回家後的我病情持續。我日夜躺著，對任何事都沒有興趣，也沒有精力應付。反倒用一個半個小時勉強工作，讓我覺得自己有點用，即使進度很慢，還是比不工作好。我無法享受最愛的繪畫，也無法寫作，人也沒有禱告，但翻譯編輯的工作卻能「龜步」寸進。即使每天工作量大幅縮小，我卻能從中尋回個人價值的點滴。

外子很好。我需要出外的時候，他陪著我去。我從沙發坐起來的時候，他和我說話。我睡下，他就由得我。

我家樓下有一家中醫診所，大字標題說醫治身心症。於是除了服用西藥和定時覆診，我也會去看中醫、服中藥，並讓醫師隔幾天就給我施針。她治療我六星期，就告訴我說，我可以自然等待康復了。雖然我那時仍感傷心，但我選擇相信她。

在兩位醫生的鼓勵下，我於第七、八個星期開始偶然有肚子餓的感覺了。我以前蓄意減肥，但至多減過三四磅，是次一病，毫不費力就減了幾公斤。但是，漸漸地我又吃得下了。過了三個月，我已經進食如常。心裡的鬱悶也逐步消退，雖然還留下一片灰濛濛的底色，但我起碼能夠正常度日了。如今每一次覆診，醫生同學總不忘記說：「這個病是會復發的，千萬小心。」

我對他微笑。小心又如何？他既然認為這大有遺傳的因素，我們又可以怎樣呢？感恩病發至此已經三年半，我對此病的認識更多，一面不忘暗暗察看弟妹和兒女的情況，一面學習對付此症的常識。我知道抑鬱症的發生大多是有緣故的，例如喪親、病患、失戀、挫敗、文化撞擊等都可以導致情緒病；服用抗生素或某些西藥太多、長期為工作和生活焦慮的人也不幸列入高危一族。不過，原來也有無緣無故患上此病的，我覺得自己就是一例。平時脾氣極壞的、充滿苦毒的、怨天尤人的、自覺懷才不遇的人，或者也該看看醫生怎麼說。我問天父為何自己要經歷這一番折騰。我不知道。但我猜想，我若說說此症的感受，也許能幫助一些人。於是我寫下了這一段文字，或為自己做了個記錄，也讓他人參考。我在此祝願天下人都能享受情感上、精神上的安全和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