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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劍|人類不同種族出現不同的發展軌跡,全因為「一命二運三風水」?


「一命二運三風水」這句在華人社會流傳甚廣的話,到底有多真確?如果一個人會否成功,都只能歸功於命、運和風水,那一切努力是否毫無意義?很不幸地,以宏觀來說,這三者不只會對一個人的成功有決定因素,甚至對一個國家也一樣。

美國演化生物學家兼生物地理學家賈德.戴蒙 (Jared Diamond) 在《槍炮、病菌與鋼鐵》(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就嘗試回答這問題:為甚麼是歐洲白人殖民非洲、美洲和澳洲,而不是反過來?

在他以前,學者也許會利用達爾文的演化論進行包裝,把所有問題歸類為人種智能的差異,認為白種人較優秀,黑人較低等,但戴蒙在本書的前言指出「各族群的歷史,循著不同的軌跡開展。那是環境差異造成的,而非生物差異。」

要解釋環境差異,我舉個最近的例子,就是有「帝國墳場」之稱的阿富汗,由於山區多,造成中央政府難以管治偏遠地區,因此容易造成社會不穩,繼而引起政治動蕩,對國家的發展極其不利。

一個地方要發展成城市前,先決條件——我打賭你們猜不到——就是需要大型的哺乳類動物,除了提供穩定食物來源,也能幫人類耕種,和協助長距離交通。這部份戴蒙引用了「安娜.卡列尼娜原則」(Anna Karenina principle, AKP),來自俄羅斯作家列夫.托爾斯泰的小說巨著《安娜.卡列尼娜》的首句: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這種大型哺乳類動物要為人所飼養,必須符合六大條件,包括溫馴、群居、被人飼養時仍能交配、擁有社會結構等。能附合相關條件的動物只有 14 種,包括華人社會常見的馬牛羊豬等,偏偏非洲一種也並沒有 (斑馬和犀牛都無法被豢養),所以他們的文明根本難以壯大,當歐洲人經歷了中世紀進入文藝復興和後來的工業革命,非洲人仍然原地踏步。


書裡也提及歐洲人由於和動物聚居而對病菌有抗體,當哥倫布的部隊去到美洲時,帶去的病菌意外令大量沒有抗體的土著感染而死亡。

以上只是《槍炮、病菌與鋼鐵》的部份內容。本書在 1997 年面世後,次年即獲普立茲獎,其後也給拍成紀錄片,但不是沒有招致批評,如歐洲中心論。我想到迦太基 (今非洲突尼西亞) 人在公元前 300 年間的布匿戰爭 (Punic Wars) 裡三次被羅馬帝國擊敗,到底是迦太基的將軍領導無方,或者士兵的裝備和戰場上的表現技不如人?

如果後來摩爾人 (Moors,即伊斯蘭教徒) 在公元八世紀入侵伊利亞半島 (今葡萄牙和西班牙),並紮根在當地至今,後世歐洲歷史會否改寫?《槍炮、病菌與鋼鐵》的理論會否動搖?我認為有很大的思考空間。

譚劍

香港科幻奇幻小說作家。畢業於英國倫敦大學電腦系,作品持續關注科技演化、文化保育和社會變遷,在台灣和中國屢獲獎項。喜歡動物。好奇如鯊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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