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山行｜一文細說古代東亞各國如何與中國筆談交流，用漢字書寫對話

對於致力探研東亞地域漢字文化圈內各個成員國之間文化交流歷史的朋友來說，「筆談」是一個永遠不能避免觸及的話題。筆談不單只是漢字文化圈內不同國籍知識分子之間一種長期行之有效的獨特溝通模式；其流傳至今的種種相關記錄，更是研究東亞地區內國際關係、經濟活動及文化交流等學術課題的重要原手材料。

漢字應用是筆談基礎

顧名思義，所謂筆談，意指「以筆代口」，利用「書寫對話」形式來完成本來應該透過直接言談所促成的人際溝通。這種獨特溝通模式之出現，有其歷史背景。秦漢至魏晉期間，漢字伴隨中國文化在東亞地區廣泛傳播，逐漸成為區內不少民族及政權樂於應用的「官方文字」。南北朝 150 年間，東亞國家如倭國(古代日本)，以及位於朝鮮半島上的高句麗、新羅及百濟等等，紛紛遣使至南北朝歷代政權朝貢，以中國為首的宗藩封貢國際體系，於東亞地區內漸趨成熟。隋、唐兩代，大一統帝國復興；盛唐文化東傳日本及朝鮮半島，成為各國樂於學習的「文化楷模」。有唐一代近300 年，中國與亞洲不少國家建立緊密聯繫——尤其東亞各國，頻繁派遣使節團前往中國進行「官式訪問」。領導這些使節團的外國官員，雖然多數不懂漢語，但由於他們本國往往以漢字作為官方文字，他們的漢字應用水平，足以與中國官員或學者們完成筆談。此處必須指出，完成「筆談」的最基本條件，是進行「筆談」的雙方，必須具備一定程度的漢字閱讀及書寫能力。由是，不少學者索性把這種溝通方式稱為「文人筆談」，借以突出參與者的獨特身份。

學者們普遍認同，東亞地域內首次出現的、有明確文字記錄的筆談活動，發生在公元 607 年。據日本古書《扶桑略記》所載，當時日本聖德太子派遣「遣隋使」小野妹子一行訪華。小野妹子受命於中國訪求經籍，輾轉抵達南嶽(湖南衡山)，途中巧遇山寺僧人，雙方言語不通，乃即席「畫地」進行文人筆談。此後筆談成為東亞地區內各國文人跨語言交際的最基本及有效方式；自盛唐之世至 20 世紀初，中、日、韓三國知識分子或國家領袖之間的直接交流，往往透過筆談完成。

「筆談記錄」展示文化交流

完善保留至今的筆談記錄，屬於極為珍貴的歷史研究原手材料，最主要原因是參與筆談的文人身份異常廣泛多元，筆談期間自有迥異的關心議題，由是筆談內容層出不窮，足以應用於形形色色的學術研究課題之內。在歷史上，東亞地域內明顯有著廣泛而頻繁的各種人員交流，比較著名的如古代日本的「遣隋使」與「遣唐使」，韓國李氏朝鮮王朝派遣前往中國清朝進行朝貢活動的「燕行使」，以至近代往還於中、日、韓三國之間的官方外交人員；甚至代表非官方、來自民間的宗教僧侶、學者、商人及一般民眾等等。由於絕大多數筆談都屬於私人之間自發而直接進行的交流活動，交談中往往沒有特定限制，內容可說是天南地北、自由發揮，故此現存可見的筆談記錄之中，舉凡政治、經濟、宗教、學術、風俗、社會，以至個人興趣及是非閒話等等，也都涵蓋在內。例如現今已經出版、歷經不少學者整理及校注的日本《大河內文書》，以及韓國《燕行使資料》等重要文獻，均可充足展現筆談記錄內的豐富歷史面貌。

漢字是一種文化符號

言語不通大概是古代東亞文人筆談出現的最重要現實環境因素。我們似乎可以假定，外籍使節大多在為求完成交聘使命、迫不得已的情況下與中國文人進行筆談。事實恰恰相反，不少外籍使節均主動選擇利用筆談，尤其是在商議個別重要議題或進行與學術及文學相關的討論時，筆談更受青睞——漢字作為東亞最流通的國際官方文字，不只是一種借以表達意思的文字系統，更是一種文化符號，象徵著東亞地區內長時期代表「先進文化」的中國文化體系。能夠精準地透過文人筆談來完成溝通之目的，表示日、韓兩國外籍使臣擁有接近中國的崇高文化水平。關於這點，我們可以從朝鮮世宗大王於公元 1446 年頒佈《訓民正音》，致力推廣諺文，卻被廣大朝鮮知識分子視為「夷字」而拒絕應用一事上得到證明。到了近代，以應用漢字為主的文人筆談仍然繼續進行，例如日本著名詩人及漢學家石川鴻齋便曾通過筆談與若干清朝駐日公使館人員們進行詩詞酬唱，相關內容收錄在他的詩文集《芝山一笑》中；國父孫中山先生與日本友人宮崎滔天的筆談記錄，至今仍被妥善保存，是研究相關課題的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