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佢點讀｜看張愛玲從瑣碎日常，寫出都市溫度與淡淡蒼涼之美學

蒼涼與世故：張愛玲的啟示（新版）
作　者：李歐梵
出版社：牛津大學出版社

張愛玲筆下的日常生活和「現時感」（節錄）

日常生活面面觀

在張愛玲的散文集《流言》初版裡附有一張她的照片，據柯靈回憶，相片下還有一句題詞：「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是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然而現在還是清如水明如鏡的秋天，我應當是快樂。」明眼的人一看就知道，這兩句話出自她的小說集〈《傳奇》再版自序〉，是把原文中的兩句話串連在一起的，在這篇序的第一段，她談到去報攤看自己的書銷路如何，不禁自勵道：「出名要趁早呀！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麼痛快」，然後又催自己：「快，快，遲了來不及了，來不及了！」在第二段她才講出一番「大道理」：

個人即使等得及，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是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涼」，那是因為思想背景裡有這惘惘的威脅。

一直到全文的最後，她才說出「然而現在還是清如水明如鏡的秋天，我應當是快樂的」這句話來，也為上段出名須趁早的虛榮心態作了一個注解。然而，這仍然像是一種「及時行樂」的人生哲學，未免引起不少人的非議，更遑論她的「政治不正確」——竟無「感時憂國」的精神。然而這段序言對張愛玲至關重要， 她的多篇散文皆是為這個人生哲學來作闡釋和注解； 這些話語，看來十分瑣碎，但如果放在一種「現代性」(modernity) 的理論框架來審視，則可發現張愛玲是中國現代文學中少有的「現代感」極強的作家，恰是由於她掌握了這個「現時」(present, now) 的深層意義。

且讓我們先從張愛玲在一九四五年四月發表的一篇文章〈我看蘇青〉談起：

張愛玲自己承認：「這篇文章本來是關於蘇青的，卻把我自己說上許多」。她和蘇青似乎所見略同（其實張愛玲的觀點遠較蘇青《結婚十年》中的平鋪直敍有深度），都覺得她們身處的「這時代本來不是羅曼蒂克的」，然而張愛玲卻為這個「非羅曼蒂克」的心態作了一個存在主義式的注解：

生在現在，要繼續活下去而且活得開心，真是難：所以我們這一代人對於物質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夠多一點明瞭和愛悅，也是應當的，而對於我，蘇青就象徵了物質生活。

在這段話和這篇長文中，張愛玲並沒有解釋甚麼是「物質生活」，只說它是「與奢侈享受似是不可分開的」，但又沒有進一步解釋。以「後現代」的角度看來，這當然指的是商品和消費，然而張愛玲雖在文中提到她初次領略到百貨公司購物是一種「消遣的好方法」，卻沒有在購物方面著墨許多。她那個時代畢竟還是資本主義文化在上海初興的時代，對於「消費文化」尚未達到如今以消費為慾望和生活的程度。所以我認為她所謂的物質生活，指的不僅是奢侈享受，而是一種日常生活的世俗性，而世俗的定義是和錢分不開的，因此她在此文中說：她和蘇青「都是非常明顯地有著世俗的進取心，對於錢，比一般文人要爽直得多」。中國古今文人可以窮而酸，但絕不肯定金錢的價值，而張愛玲似乎早已俱備一種「小資」的情操，甚至覺得她自己天生俗骨，甚至「俗不可耐」。無怪乎近年來張愛玲的作品在中國一直暢銷不衰，甚至成為「小資」白領和「波波族」的寵物。

如果張愛玲的作品意義僅止於此，則沒有繼續討論的餘地了。在她眼中，世俗的物質生活顯然並不僅是一種經濟行為而已，而有其他更廣泛和深層的意義。

綜觀張愛玲在一九三九至四七年寫的散文，特別是收集在《流言》中的文章，不難發現內中的主題就是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更衣記〉談的是從古至今時裝的演變；〈公寓生活記趣〉顧名思義講的是她幼時在上海住的公寓，雖然大樓裡住了中外各式各樣的人， 她卻更喜歡聽公寓外的「市聲」；〈道路以目〉談的是「行」，特別是寒天清早行過的小飯鋪、人行道上的小火爐、深夜櫥窗裡的模特兒和霞飛路西洋茶食店中的蛋糕。很自然地也由「行」扯到「食」，〈有女同車〉中的素描背景是電車，物則是電車上的女人；〈童言無忌〉的小標題是：錢、穿、吃、上大人和弟弟；〈說胡蘿蔔〉中談的又是吃—— 蘿蔔煨肉湯；〈私語〉更是一 篇日常生活回憶總其大成的文章，內中除了親戚人物外，談得最多的依然離不了食衣住行，甚至把其中的色香味都描繪得淋漓盡致，特別是松子糖——「松子仁舂成粉，撞入冰糖屑——餵給生病的弟弟」，讓人聯想到普魯斯特 (Marcel Proust) 的《追憶似水年華》中的 "petite Madeleine"。她也寫到其他日常生活的細節，諸如：「母親回來的那一天我吵著要穿上我認為最俏皮的小紅襖」；給天津的一個玩伴「描寫我們的新屋，寫了三張信紙，還畫了圖樣」；父母離婚後她的顛沛流離，在母親的公寓裡第一次見到的地上的瓷磚浴盆和煤氣爐子，「我非常高興，覺得安慰了」；還有在父親家被禁閉在空房裡，想到家裡樓板上反照的藍色的月光。一切都和她私人的日常生活有關。

我之不厭其詳地舉出上面一系列張愛玲描寫食衣住行的例子，為的是闡明日常生活這個主題在她作品中的主要地位。一般來說，日常生活的食衣住行是最單調的主題，因為它脫離不了「日常」(quotidian) 行為習慣的重複，然而在張愛玲筆下，它們卻代表了都市生活中的一種「文明的節拍」，充滿了五光十色的刺激，這就是她所熟悉的上海。換言之，都市文化是這個日常生活的固定場景，由私人和家庭的空間延伸到公共的都市交通工具和街道上的人生百態。對張愛玲而言，這是同一個世界，「不論是精神上還是物質上的，都在這裡了，因此對於我，精神上與物質上的喜，向來是打成一片的」。值得後世理論家注意的是： 這個張愛玲的世界仍然是一個人情味極濃的「人際社會」(gemeinschaft)，而非現代都市文明所建構的「理性社會」(gesslschaft)。在她的作品中，也很少提到「疏離感」(alienation)，除非是自己幼時在家中與父母親的疏離。她所描寫的上海都市生活和人物，反而會使她產生強烈的歸宿感，所以她作出一個宣言——「到底是上海人」，甚至在寫香港時也「無時無刻不想到上海人」。這種歸宿感，也令她感到一種穩定和平安。

問題是她又自覺是活在「亂世」，在亂世中活下去而且活得開心，則需要一番努力，日常生活就變成了「像『雙手擘開生死路』那樣的艱難巨大的事」，所以在〈我看蘇青〉文末，她寫下這一段摯情的文字，意義深遠：

她走了之後，我一個人在黃昏的陽台上，驟然看到遠處的一個高樓，邊緣上附著一大塊胭脂紅，還當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卻是元宵的月亮，紅紅地升起來了。我想道：「這是亂世。」晚煙裡，上海的邊疆微微起伏，雖沒有山也像是層巒疊嶂。我想到許多人的命運，連我在內的：在一種鬱鬱蒼蒼的身世之感。「身世之感」，普通總是自傷、自憐的意思罷，但我想是可以有更廣大的解釋的。

這一段說話，恰好可作本文開端所引用的《傳奇》和《流言》的序言中幾句話的解說。「鬱鬱蒼蒼的身世之感」也就是她的「蒼涼」或「荒涼」美學的來源，是一種「夕陽無限好」的情操，但她寫這些文字的時候並不年老，尚不到三十歲！所以她對於時間的急促和逼迫感（「快，快，遲了來不及了！」）的感受和年歲無關，而是一種「現時」的焦慮。這一段話的另一個悖論是：她愈是希望「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愈是平安不得，因為她預感到這個時代和文明「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